乡村趣事

老家门前西侧，是一条小溪弯曲而过。初夏的大雨过后小溪涨水，一颗被称为北京柳的树苗从上游被冲下来，偃卧在我老家围墙西侧不到一米的溪流的河床上，树根被溪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像微风吹动的丝绒在溪水里摇摆。我将这棵树苗捡起来栽在我家临河边围墙的里面。在这之前的一天，我和我妈都从学校放学回家，她是小学老师，我是三年级小学生，我和我妈同在一所村级小学上班上学，作息时间几乎一样。中午从放学回家我们一起张罗午饭，我妈切菜上灶，我负责用秸秆烧火。那天中午家里只剩下一点棒子面了，最后一棵白菜被爸爸吃掉，因为烧心，那颗瘦白菜就被啃了，其实也没有选择，除了那颗白菜，家里的其他的有机物真是很难记起有什么。我妈对我说：“老儿呀，听说青香瓜可以烧汤，你到生产队那场院瓜地买点，拿回来我们烧汤，锅里再贴上饼子，今天咱就吃这个。" 我妈边说边拉那通往里屋的房门，拉一下，门右下角已经打开了，左上角还是死死地卡住，我妈用力再拉一下，咣的一声，门好像弹出来，门角一颤一颤的， 跟我们课本那么大的门玻璃应声而落在泥地上摔得粉碎，散落在坑坑洼洼的卧室和堂屋的黑泥地面上。我妈没有理会这碎玻璃，从卧室的衣柜摸索一会儿掏出一张绿色的纸币对我说："你拿这两毛钱能买多少就多少， 现在就到场院去（场院就是书名的打谷场）"我嫌太少了嘴里咕囔着:"太少了，队长和会计以为我们是去白要的"我妈说:"咱就是买，不过估摸看你小，不要钱就给你了，也没有什么害臊的。我看到我妈刚刚拉门的手在流血，一滴滴落在卧室泥地上，这个泥地很不平，也有丘壑，血流从凸处流向凹处， 我妈找一张卫生纸按在创处。我走出堂屋脱下那双泛白的解放鞋，因为左脚大脚趾那个地方顶破了洞，我妈还用白线缝上了，只光着脚， 感觉光脚很舒服自然。

在去场院的路上我看到小叔汗流满面挑水浇屋后的菜地，已经有接近一个月没有下雨了， 连荒地的野草也打蔫了。 菜地矮墙的外侧就是我们的主街， 我面向东走，看见李红堂二大正挥舞着长鞭吆喝着拉着满车石头的马车冲这段陡坡。 他调整车身和大街平行，在两匹梢马头顶盘了一道鞭花，只听到啪啪两声脆响，栗色马和枣红马脖子上各挨了尖利的一击，几乎于此同时，粗大的鞭把子通道黑骡子的屁股上。这些动作舒展连贯一气呵成，我是无法知道怎么能弄出这么多花样，就感到那鞭子如活物一样飞动。 这是他凭经验上这陡坡的一般做法，倘若这一段不发狠马车很容易倒着滑倒沟里，他的经验是：疯狂虐待恐吓他的牲口马车刚刚好可以冲上来。就在这紧要关头， 西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对我小叔说：”哈， …… 小那个叔， …… 哈，哈， 哈， 明天 哈， 哈， 就有那个雷， 那个雷，……，哈就阵，哈就阵……” 我们都知道这个骑自行车的孙二是个大磕巴， 他自行车减速了，一句话还是没有说完。我远远望着他满脸憋着通红， 一直接近到声嘶力竭的李红堂和他牲口眼前才憋出最后那个字： 雨 哈雨…… 音调很高，声音拉的很长，一直延续到那条路的坡低。 那两匹马和一个骡子听到这个人类给的停止“吁”的指令自然停止了发力， 李红堂愣在那里，牲口都停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李红堂，只几秒钟这辆马车就顺着陡坡向回倒， 梢马，辕骡子本能地抵抗马车的倒行逆施，东一头西一头瞎碰乱撞， 倒退速度越来越快，两匹梢马倒下去，被马车倒拖着，前腿被磨破了， 一路的血。

我看到这个场景又是好笑有可怜那牲口，光着脚来到场院。场院其实是打谷场，由一米來高的土墙围成。场院靠近出入口估计八九米的距离，是圆形的水泥硬地，半径能有十五米，在这块硬地的边缘有一台变压器，会计和保管蹲在变压器的水泥地上，手里擎着香瓜，对着面前的橡胶黒桶甩籽儿， 甩空了籽儿，直接开始啃， 已经有半桶香瓜籽儿，香瓜的香气，和香瓜的霉烂气混在一起发散。一个眯眯眼，不管说话还是不说话总保持一脸笑面，眼角一直被那固定的笑的表情牵拉着，拉出两道很深的皱纹，这和他天生看什么都不屑的眼神一旦配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对别人的嘲讽，哪怕他面对我们村支书，点头哈腰摇头摆尾跑前跑后看着支书的脸， 也冰冻般使用这嘲讽的套装，由此可见，这种嘲讽是假的。临出门的时候我妈让我管他叫二叔，其实当时他不过二十几岁，蹲在水泥地上，两只眼睛游移不定对四周一直扫描。我挺怕他的，因为前几年年冬天的一件事情。

那是这前几年的腊月的一天，我可能六七岁，总之还没有上学。早上我还在被窝里，听到我家的狗和我奶奶家的狗一直叫，自鸣钟响了五下，有人咣咣敲门，我爸出去把一个戴狗皮帽子的干巴小老头领进来，他手里抱着红纸，穿着黑军用棉袄（本来是黄军装，穿在身上年深日久，坦坦荡荡地显露时间的颜色）这个干净寡淡的小老头是李红堂。 每年除夕夜，他家鞭炮燃放的最多。 我们小孩子都知道，李红堂二大也以此为荣。我看二大把写对联的红纸放在书桌上，赶忙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扬起脸压低嗓子对着李红堂急急地问道： “二大，二大， 过年你家买了多少小鞭”， 李红堂看我爸在跟前不做声，等我爸出去挑水，里屋只剩下我们两个，他嘴角上扬，眯着眼，对我说： “买多少你知道有用怎么，反正你妈也不让你买”我追问：“二大，二大， 到底多少呀！”， 他好像对大人说话那样对我说：“怎么不得十块钱儿呀！”我大为吃惊，因为前几天我对钱的才多少有了点概念，那是上个月底，我妈对我爸说：“今年民办老师的工资是80块呀，买口粮就不动用的你的工资钱了”，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数目呀！，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现今的人是极难想像的。 等我爸挑满一缸水，二大对我爸交代要写的对联的内容：什么肥猪满圈拉，抬头见喜啦， 出门见喜啦，最后车马保平安等一定要有的。二大提示完完之后，又微微上扬嘴角，眯着眼盯着我看，这个眼神其实是十块钱买小鞭炮的内容的延伸，带有说不清的意味。我心里一直想着这鞭炮，不知道二大什么时候走了。

随后的一些天是我惦记着这小鞭炮的时间，到后来发展到惦记那十块钱，二者在心里的地位竟然等同了。现在也记不起怎么拿到那八十块钱的其中一张十块钱，总之我揣着这张十块钱出入我们生产队的各个场所，最多的是饲养院，当时还不知道小鞭炮要到商店购买，没有再遇到二大，不知道问谁， 还以为谁有小鞭炮都可以用十块钱来换。 饲养院的前门也是小队的前门，坐北向南的四间房子有两间的南北墙被掏空， 悬空只剩下房盖和间壁， 这样就形成一个回廊。回廊的两侧用水泥抹平做了两块大黑板， 平时有社员摘抄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用彩色粉笔写在黑板上。无论春夏秋冬社员出工之前，这个回廊里面就聚集了一群蔫头耷脑的社员。 那天风很大，我跑到回廊里避风，前文提及的会计也在那里和社员“连文的”摆弄一挂小鞭炮， 它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我呆呆地看着那挂小鞭炮，不知道怎么搞到手。 连文拿出五毛钱买了两个， 笑着看着我，我见状赶紧问会计： “二叔二叔， 我这个十块钱可以买几个，那十块钱的票子已经被我揉的邹邹巴巴的，像邋遢鬼的手绢赶忙扔给会计。” 会计数了数他那一挂小鞭炮给了我一捧，我接过小鞭炮放入衣兜，一下子就蹦了起来，没头没脑的围着饲养院的外墙跑，寒气逼人的北风感觉很舒爽， 那些沟渠里残雪和飞舞的草叶是那样和谐，磨盘边碾高粱的婶婶奶奶看到上蹿下跳的样子都说：哎呀，“二小怎么冷丁儿就彪了？”我飞跑着，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危险性，直到看到老胡（和我同龄的一个小孩子）的挨打。

每年春节之前，老胡的爸爸都要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拖熟人到乡里的信用社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角毛票，几张地发给他的孩子，侄男甥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子们。可是有一阵老胡爸爸数那些毛票的时候发现剩下没几张了。 原来老胡发现炕席底下有新的毛票。 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有一个卖油炸糕的的小摊， 油炸糕也是一毛钱一个。 老胡每天上学偷一张毛票在路上买一个油炸糕吃，有的时候抽上两张放学也吃一个。 过完年初七，老胡他爸问老胡：偷钱了没有？ 老胡说没有，再问，还是说没有偷钱。 老胡的爸爸就狠狠地朝老胡脸掴起耳光来了， 老胡他爸一直不歇手地掴耳光，直到老胡承认偷了钱。 我出门看到老胡，脸肿得像一块大饽饽， 脸面好像涂上一层黑褐色的油，和我们后山采石场的社员脸色一样。我才知道偷钱下场之惨烈，心里极为忐忑，手伸进兜里里捻着那些小鞭炮只剩下被打脸的联想，有些小鞭炮都被我捻破了，想到偷钱事情可能被打我就咬自己手，一直咬，觉得咬手的时候就不会太害怕。

正月初七还是初八，忘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对我爸说，我可能把钱放错了地方，一直找不到。 我爸回应， 可能你放在枕头底下或者炕席底下了，说完余光瞥了我一眼，这一扫而过的目光立即让我感觉心跳七上八下的， 当天晚上就没有睡着。 第二天大早我就找到会计，把小鞭炮还给他，要回了十块钱，按照我爸说的位置将那十块钱藏好。 从此以后我看见钱都离得远远的，真是吓死了。

差点让我挨打和这个会计有关，所以我就一直害怕这个会计，总感觉作为大人他做的哪个地方岔道了。

我跨过场院望到会计面前有一堆香瓜， 想起这么多回忆之后，这堆香瓜大多进入他的肠胃，只剩下没有成熟的青瓜。他是使用平行推进的速度来吃这些香瓜的， 看不出着急或者任何吃相凶恶的样子，不像我看见食物就奋不顾身，埋头苦干起来。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我只是高姿态低成效。

接近正午的日光将人影投射身体附近，应该满眼绿色的夏天被干旱夺走了精气神，蝉有气无力的鸣叫，一丝微风没有，耳边一片嗡嗡声，让人们感受时间的流淌和自我意识的存在。 穿着红背心的会计就在我面前，我怎么对他说呢？这里的瓜不零售，是公社的批发车来拉的。 而我只有了两毛钱，真不知道如何开口。看见我呆傻地在立在他面前，会计满是厌恶地从上到下审视着我，然后扭转头，弯下腰将那些没有成熟的青瓜装进放垃圾的塑胶里，提着这桶走到场院积粪场，将这些青瓜和垃圾一并倒掉了， 然后转动脖子四下查看，确定无人后掏出物件开始放水，在他眼里我可能算不上人。 我没有再好意思问他青瓜的事情，一个人从场院走出去，只听到撒尿的哗哗声。

回到家以后我妈也没有问我是否买到了青瓜，饭桌已经放到炕上，冒着热气的新鲜饼子和一碗大酱摆在桌面上。 我将那两毛钱还给我妈， 拿起一块饼子啃了起来，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梗着，说也说不出来。

外出已经二十多年的我们村民林山从东北的国营农场回家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家的林山和十几年前大变样了，那不是岁月催人老的自然改变，而是由一个挺拔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罗锅，那罗锅的幅度很难形容，除非衣冠以量的才能描述。 有人说是国营农场伐木伤了腰，有人说是因为忽然相好的丈夫半夜归家，林山慌不择路从后窗直接往外跳，不巧后窗下面正好是断崖，他的后背落在突起的枯木桩上，清脆的响声以后，这白杨一样的林山就变成一个问号。 事实的情况 只有他本人最清楚，但是我们村里人已经确定就是第二种情况。在林山很小的时候，全国打击右派（被引蛇出洞的老知识分子），我们乡也分配了右派指定名额，乡党委书记很为难，因为我们乡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右派的层次水准。 乡党委书记就把任务分配到每个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右派给报上来，即使不择手段。当时林山他爸作为村支书为此一筹莫展。在在这紧急关头林山出了一个好点子：要他爸集中村里中小学老师在操场上，让他们齐步走，如果谁先迈右脚谁就是右派。用这个方法，终于抓到两个右派，圆满完成乡里交给的任务。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那会儿，林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一并交公，统统砸碎， 从此我们村里人看到他妈在院子里支一个土灶，上面放了一个钢盔做饭，这头盔的边缘还有一个子弹孔，据说是当年小日本留下的日货。他父亲解放前曾经当过村长，为了和旧时代划清界限，他召集村民批斗他爸，第一个冲上台，对着他爸的老脸左右开弓。基于他的良好表现，公社革委会招他成为农场工人到北大荒打工。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农民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农场，林山也不是落后分子，他每时每刻都在争取转正。 林山所在的东风农场每年都有转正名额，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的要符合某些条件。首先出身要好， 其次阶级立场分明，能很好地看准风头，最后就是所谓的农活儿要做好，农活是否做好就要看所谓“业务大比武”的成绩。这“业务大比武”的主要内容就是锄地的速度和开荒的速度，因为当时的北大荒刚刚开发，地广人稀。要向国家多交粮，交好粮的前提是要有大片土地加上能干的农场工人。 林山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做什么都不能让人落下。 现在想起来林山为了这场比赛的准备也真是励志的。

林山练习锄地从不浪费时间 时间好像他的命。他总是第一个完成一天的锄地工作，以比赛的心态来锄地的，在速度上，质量上模拟比赛来完成，现在可以称之为以练代赛。不到一个月，林山干活已经飞快，质量也没有挑剔。一天的任务不到半天就完成了，为了取得有更好的成绩，他自己的分配任务完成以后帮助其他工友锄地，他的目的也是加快锄地的速度，待到“大比武”时候有良好的表现。为了增进交流，他只和锄地高手交往，别的工友休息时候聚在一起抽烟讲段子最后归结到女人，他从来不参入。总之，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所有时间都在训练，训练的科目只有一个，那就是锄地。

这么励志的林山，在的整个农场“大比武”自然而然地地获取头名，也因此成为农场正式职工。 不过 被从农场开除回家就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

1978年五一这天，中小学举行五一运动会，本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农民也应该有一天假期的，队长“红善子”仿效所谓政府机构，组织农民也要举行比赛，他们田径比赛，我们农民今天锄地比赛。在称为“前大地”的玉米田边插着十几面彩旗，在旁边的树上也绑了个大喇叭。那一天我们村民也正儿八经穿上干净衣服，早早等在地头看社员锄地比赛。主角是李红堂和林山，李红堂已经交代过，就是那个车把式，甚至能听懂骡子话的小老头。 那天春风和煦，微风拂面，花香脉脉， 昨天晚上的小雨把空气净化得无比清新。 比赛的道具锄头是运动员自己提供的，他们俩个各自带两把锄头，锄头的刃口都磨得明晃晃的，这个功课应该是昨天做的。队长“红善子’’到场了，社员对他憨憨地行注目礼， “红善子”队长大长脸，有多长，可能有两层楼那么长； 天生一副阶级斗争表情，作为裁判正合适。“红善子”四肢很长，像用钢笔刻成， 形同枯竹的双手拍了拍自己干瘪的臀部。社员准备了话筒放在从小学搬来的课桌上。红善子把长腿折叠起来然后身体放在小学生椅子里，这俨然就一主席台。 他用手指弹了弹话筒，干咳两声，扩大的弹击声和这肉声随风而至。随后“红善子”一本正经地说到：“东风吹战鼓擂，上场比赛谁怕谁，你吹我也吹”说的一点由头都没有，突兀的很。这让社员一楞，不一会儿社员就笑了起来，有的捂着肚子，有的支着腰，捂着脸，前俯后仰。 在缺乏文化生活的当时，这样的干巴巴的段子竟然如此幽默的表演效果。然后“红善子”大声宣布：“磨盘山村西山队首届农活业务比武正式开始”他带了一把哨子，放到嘴里使劲地吹， 吹哨他很熟练，每天早上和中午社员上工前他要从村头吹到村尾，从村上吹到村下。今天“红善子”大喊一声：“都准备好了没有？”这两个参赛者好像有点紧张只听到大喘气的声音。“红善子”紧接着大喊：“各就各位—预备”啾--啾，这久经训练的哨声经过扩音器变得又凄厉又悠长，着实让社员吃了一惊，刚刚放松的心情又提了起来。

比赛的两人的起势有所不同，李红堂身体微微前倾前伸锄把，好像手里一柄剑引而不发。林山整个身体也是站直的，但是驼得厉害，嘴巴已经接近那一扎来高的玉米苗。哨声想过，社员传德作为裁判在他们前面小跑引领，指导终点位置。 比赛开始，他们两个跟平时干活一样好像不是比赛，本来两个人的场地足够宽敞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挤在一起，观看比赛最近的社员是“彪生子”此人喜欢小偷小摸。社员堆里一个叫沈宛的大媳妇躲躲闪闪的，人们背地里都说她是个骚娘们，她丈夫外出务工，她在家里“养汉”。 “养汉”这么霸气的称谓在我们东北可不是什么尊称，在那个年代称为搞破鞋，是犯法要坐牢的；现在叫风骚，好像是褒义词，说明女的有能力勾引男人，从侧面夸奖了女人。毕竟时代不同了，道德标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最大变化。经过农场正规训练的林山锄地的每一个动作看起来很合理，在社员们看来锄头就应该前伸那个位置，就应该那样的力度拉锄把子，他手里的锄头好像身体的一部分。远远看去两个人几乎并排，林山摇摇晃晃像一艘荡漾的小船，随风起舞，动作那样舒展，如同大企鹅向左向右摇呀摇。李红堂的手里的锄头那是一把剑，一招一式凌厉迅捷，锄头搅动泥土翻起烟尘，覆盖了李红堂的腿。前面做小跑的裁判传德很快被二者越过去，传德提起一口气在后面追，无奈越追落得越远。二者眨眼间接近了地头，原先设定地头就是他们的比赛终点，现在看二者属于旗鼓相当，没有结果。 两人狠狠地对望一样，也不答话，各自捡起一条地垄，挥舞着锄头继续较量着。 这一番景象和刚才完全不同。林山的手里的锄头好像一根太极棍，一条游走的蛟龙，李红堂的手里的剑更加有效率，算是一把独孤九剑，他们以不同的身法演绎不同的武功。他们锄地经过附近观赛的社员，社员感到大地微微震颤，耳边好像响过各种腰鼓的声音，翻卷的尘土已经将二人完全覆盖。远远看去，好像一团黄色的聚在一起的蜂群。 过了一会儿，这团烟尘从中心向上翻卷，已经变成龙卷，一如无坚不摧的火车头在移动着。这可不是小场面，对面乡道的一辆汽车开过来，车里的两个警察以为这里遭遇了火灾，还在举行运动会的小学师生在操场上注视远处奇观，老师说对着学生说：那是龙卷风，在海上叫龙吸水，好了，不要看了，继续比赛。民警透过警车的车窗看到很多人聚集在这里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加大油门，拉开警笛，从人群开过来。看到警车开来，那个沈宛的大媳妇大哭起来。 警察下了车，沈宛掩着脸哭泣地说：“哎呀， 不怪我呀，是他强迫我的。”那个彪生子见状也偷偷溜走。警察大喝一声：往哪儿去， 上车！当警察搞明是比赛以后咕噜了一句:瞎搞，就钻进警车，很响地摔上车门把沈宛和彪生子带到派出所进一步审问。那团前进火车头的“龙卷”分成了两部分，因为太过浓厚，社员近在咫尺也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直到李红堂出现在地头，拄着锄头把子，对着仍然前进的烟尘说：“干，就要你怂， 累就要累你下蛋。” 几秒钟以后，林山也到终点了，一言不发，他林山心里一直想不通，他这个专业的怎么叫业余的干翻了呢？社员们观赏了传奇的比赛心满意足不肯离开，正要组织社员询问二者的心得，李红堂走到地头，拿起第一名奖品（半袋玉米）径直回家。 林山呆呆地望着他们锄过的玉米地，发现一个问题:李红堂那部分怎么没有玉米苗呢？他走进一看，所有的玉米苗都被斩断了，林山顿时哭起来拿着那些斩断的玉米苗找到“红善子”说道： “李红堂把小苗都撸光了。”“红善子”队长重新检查了锄地的质量，然后答应林山也可以到小队领半袋玉米。 从此李红堂多了另外一个绰号:李撸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