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学者的治学风范
2025年1月11日下午，我在网上读到由彭拜新闻网隆重推出的由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何伟文撰写的《纪念：鲁惟一：我到上海。是在1947年》文章以后，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鲁惟一，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出生于1922年，先后就学于剑桥珀斯学校和牛津大学曼达琳学院。1951年凭借其对中国汉代历史的杰出研究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63年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1990年退休。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
文章的作者何伟文：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围上海交通大学首批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她先后在浙江大学外语系、复旦大学外文系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完成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分别师从索天章教授和侯维瑞教授。先后在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在剑桥大学英语系担任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学者，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担任访问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国小说、早期现代英国文论、古希腊罗马文论等。 教学科研 先后为上海交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十二门专业核心课程，已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五十余名。
从两代学者身上，让我领略了中英两代高端学者、博士教授的治学风范、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文章就像一道精神美食，让我反复咀嚼、受益匪浅。
文章首先表达了何教授对鲁博士辞世的哀悼、缅怀和追思，她写道：2025年元旦刚过，我收到消息，剑桥大学鲁惟一博士（Michael Loewe, 1922年11月2日-2025年1月1日）辞世，享年102岁。消息传来时，正值清晨，窗外的庭院依旧一片静谧，而我的内心却翻起了波澜。这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师，是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西方汉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而对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位谦逊而睿智的长者。
文章紧接着讲述了自己十年前与鲁博士的偶遇过程：我与鲁博士的初次相遇是在2014年8月的一天，地点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的餐厅。当时，我刚从繁忙的资料查阅中抽身，独自坐在餐厅的一隅，正在享用午餐。不久，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端着餐盘走来，微笑着问：“可以坐在这里吗？”我点头示意，他便落座，与我攀谈起来。他首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在得到肯定回答并得知我来自上海后，他微微一笑，说：“我到过上海，是在1947年。”这句话让我大为惊讶。1947年的上海，正处于战后混乱与复苏交织的特殊时期，而他已经作为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踏上了这片土地。
鲁博士后来告诉我，正是那段外交生涯开启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初次邂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秦汉这一时期的独特吸引力最终让他将学术目光聚焦于此。他在著作中剖析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帝制历史开端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秦汉官僚体制的建立如何奠定了后续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它对中国文化变革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理解秦汉的复杂性是打开通往中国文明核心大门的钥匙。
正是这一次与鲁博士的机缘巧合，给何教授创造了深入了解这位英国学术长辈的有利条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堂的餐厅、休息室咖啡馆，交流探讨、切磋研究、增进友谊。使何教授对鲁博士有了全面、深刻的认知和了解，我经过对文章的梳理后，简要归纳出4个方面的感触加以分析：
1、鲁博士学者风范体现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兴趣历久弥坚、热情投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何教授通过与之交谈、拜读他的学术论文，发觉他对秦汉历史进程、社会制度、民俗信仰的演变脉络清晰、阐述深刻、观点鲜明。在研究方法、手段上追求真实、具体，细节上一丝不苟。为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细读研究中国古代学者撰写的实物文本简牍、汉碑。由此可见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让人肃然起敬。
何教授文中写道：在学术研究中，鲁博士尤其注重文本与实物的结合，这一方法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中尚属前沿。他通过对简牍、石碑等第一手材料的考证，探索秦汉时期行政体系、思想世界与社会实践的深层联系。
鲁博士始终强调，将文字和物质材料相结合，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揭示了历史文本背后的社会动态，还通过考古发现补充了文字记录的局限性，拓宽了研究视野。
2、鲁博士学者风范还体现在，他知识丰富、涉猎广博、满腹经纶。他不但在自己研究的方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把知识的触角延伸到文学、艺术、绘画、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主张跨学科融合，鲁博士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博学多才、全面提升各种素养的典范。
何教授文中写道：鲁博士不仅因关心年轻学者而令人感佩，还因对跨学科交流的热情与推动力而令人难忘。在克莱尔堂的午餐后，他常提议去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一边喝咖啡，一边畅谈。他乐于倾听，并不拘泥于自己专精的研究领域。他会与物理学家探讨时间观念、与哲学家讨论信仰的意义，甚至与文学研究者讨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民族意识，而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见解则让所有人钦佩不已。他本人专注于汉代的政治与信仰，关注简牍等文献的社会意义，同时对宋代文人画也怀有浓厚兴趣，涉略之广和思想之深令人敬佩。
3、体现鲁博士人格魅力最典型的是成人之美、爱惜人才，关注年轻学者的成长，给他们的学习、研究提供深造、发展、创业的良好条件和机会。晚辈在学术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他会给予热心帮助和指导，对于进步和成就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及时鼓励，积极扶植，何教授说：他甚至在我的笔记本上亲笔写下了联系方式，字迹清晰有力，这种支持让我既感动又充满信心。
何教授文中透露：鲁博士对学术的热情还表现在他对青年学者的关怀上。一次，我告诉他，我刚从研究当代英国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转向早期现代英国诗人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听后，他定睛看着我，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你真勇敢！”这让我不禁想到“无知者无畏”之说，但也希望自己并非因“无知”而“勇敢”。他的语气里却分明流露出欣赏，也有对学术冒险的鼓励。我随即向他解释了我的研究方法，讲述我如何聚焦于锡德尼《为诗辩护》（AnApology for Poetry，c.1582），试图对其中几个古已有之的核心概念探微索隐，挖掘其被赋予的新含义，探讨它们对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意义。他认真倾听，不时点头，提出了几个精辟的问题。他最后语气坚定地说：“你掌握了很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已经理解得很深了。”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4、鲁博士人格魅力还体现在谦虚谨慎，儒雅和蔼。经常深入科系走访，向他人讨教，丰富自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永不停歇、与时俱进的榜样。何教授遇见鲁博士，他已经是92岁的高寿老人，然而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研究，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堂的餐厅用餐。在与何教授交谈时，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思路敏捷、精力充沛、谈吐不凡，可见他对人生的态度豁达、积极、乐观，无不让人深受感染和鼓舞。
何教授文中讲述道：鲁博士对待学术怀有一颗堪比朝圣的虔敬之心。一次聊天时，我出于好奇问他：“您研究过《黄帝内经》吗？”他微微一顿，眼神从窗外的庭院收回，仿佛陷入了思索。片刻后，他抬起头，表情从原本的轻松谈笑忽然转为庄重，语气中透出一种罕见的虔诚与敬畏：“太深了，不敢触碰。”短短一句话，却饱含了他对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切敬意。这句简单的回答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感受到了他对学术的态度——严谨、自省和谦逊。即便是如此资深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经典时，仍然能保持如此谦卑。他既能深刻理解《史记》中的制度细节，又对《黄帝内经》中晦涩的哲学智慧充满敬畏。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享和解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敬可爱的世界名牌大学、英国学术长辈鲁博士与中国名牌大学知名女教授的一段难忘的交流交往、互动经历。他们的谦虚好学、真诚热情的人格魅力、学者风范。并没有因为学术专业上的不对口，研究方向不一致，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年龄相差45岁而受影响。而是一旦走到一起、偶然相遇，无论时间长短、国籍不同、地域相差万里，也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找到共同的语言。
正如何教授文章中所言：2025年新年伊始，我收到了一封以剑桥大学克莱尔堂院长阿兰·肖特教授名义发来的讣告。那封黑底白字的讣告简洁而庄重，其中写道：“鲁惟一博士的一生，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剑桥学术界的地位无可替代，而他的谦虚与好学，也让所有与他共事的人深受启发。”短短几句话，字里行间却无不体现着鲁博士一生的真实写照。
手捧这份讣告，我不由得翻阅起他亲笔写下的联系方式，仿佛又看到了餐桌旁他那和蔼而专注的面容，耳边似乎再次响起他温和而坚定的声音。那些关于历史、文化的讨论，既深刻又温暖。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一座跨越文化、连接彼此的桥梁。他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架起的，正是这样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
2025年1月12日于上海
